首页 论坛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主编信箱:1131376436@qq.com T:13671606831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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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他们叫我们 Dragon 的时候,也没问我们认不认” 国学讲师倪可,微博,2026年9月23日 翻译过来的名字,全是中国最好的词,太可怕了【转发】 会议室在三楼,空调坏了半个月,窗户开着一半,外面是七月的南京,蝉声压过风扇。 陆衡把一沓打印纸摊在桌上,最上面那页用红笔圈了一个词:龙。 “今天要定的事情很简单,”他扫了一眼对面五个人,“中国龙,对外翻译,到底用 Dragon 还是 Loong。” 对面的年轻编辑小吴先笑了一下:“陆老师,这不是早就有定论了吗?这么多年不都叫 Dragon 吗?” “正因为这么多年都叫 Dragon,才要重新讨论。” 陆衡没有提高声音。他从纸上抬起头,看着小吴,又看了看其他人。这间屋子是“中华文化外译标准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借的省社联旧楼,墙皮鼓了几块,投影仪的线用胶带固定在墙角。 五个人里,两个是高校翻译方向的年轻教师,一个是外研社的编辑,一个是省外办借调的干部,还有一个是陆衡自己——南语大翻译系教授,今年五十七岁,还有三个月退休。 这是他退休前接的最后一个项目。 小吴还在说:“改一个译名,牵涉的教材、文献、对外宣传材料,更新成本巨大。而且国际上已经习惯了 Dragon,我们自己改,别人反而觉得奇怪。” “别人觉得奇怪,跟我们自己把图腾叫错了,哪个更要紧?”陆衡把那沓纸推到桌子中间,“你们先看看,我不是今天才想改的。” 他开始讲。 三年前,他给翻译系研究生上“译名史”选修课,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Dollar。底下有个学生脱口而出:美金。 “美金,”陆衡在那个词下面画了一条线,“ Dollar 是美元,为什么中文叫美金?” |

没人回答。 “因为翻译的人选了一个‘金’字。一个‘金’字,赋予了一种稳定的、贵重的、值得信赖的想象。你听到美金,潜意识里觉得这个货币天然带有黄金般的价值。” 他说得很慢。教室里三十二个学生,有人开始记笔记。 “再看 BMW。德文全称叫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意思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中文叫什么?” 宝马。 “宝马——中国文化里最好的马。项羽骑的是乌骓,吕布骑的是赤兔,关羽骑的是赤兔。马在中国文化里,不光是交通工具,是英雄的脚力,是高贵矫健的意象。一个德国工业产品,进来就自带‘宝马’两个字的光环。” 他在黑板上又写:Mercedes-Benz。 奔驰。 “奔驰,一往无前,昂扬浩荡。可它本质上是一台机械,是奔驰还是爬行,取决于你买了哪一款。” 教室里有笑声。 陆衡没笑。他放下粉笔,看着底下那些年轻的脸。 “你们觉得这些译名好不好?” “好啊,”有个女生说,“音义俱佳,信达雅的典范。” 陆衡点头:“单从翻译技巧看,确实好。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把汉语里最美好的词,源源不断地送出去。送了一百多年。送得太多了,多到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在送。” 那堂课之后,他开始系统地梳理译名背后的文化位移。不是为了写论文——他早过了靠论文评职称的年纪——而是因为他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名字里悄悄变了。 他花了三个月,做了一张表。 表的第一栏是外来事物的原名,第二栏是中文译名,第三栏是译名选用的汉字在汉语原初语境里的含义。 他给研究生看这张表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很久。 英。法。美。 “英,英才。法,法度。美,美好。这些国名的汉字,每一个都是褒义。”陆衡的手指在投影上划过,“当然,这些译名有历史形成过程,最初未必是刻意的吹捧。但经过一百多年反复传播,汉字本身的语义在持续释放暗示。一个国家名字里带着‘美’,另一个带着‘英’,你听了什么感觉?” 一个学生小声说:“觉得这些国家文明优越,值得向往。” “对。这就是符号赋值。不是这些国家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名字先帮你占了一个正面的位置。” 他翻到下一页。 日本君主的传统尊号。 “皇,在中国传统语境里是什么?三皇五帝之皇,华夏文明最高的尊号之一。日本君主借用这个汉字名号,近代向外输出,翻译上直接沿用——等于把华夏文化里至尊的符号,移植到一个外来君主头上。” 供奉阵亡者的神社。 “靖,安定、绥靖。国,邦国。‘靖国’这两个字,本可以表达安邦定国的理想。却被用来命名一座供奉二战当中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逝者的场所。汉字的庄严感,被挪用为侵略历史洗白的修辞外衣。” 他停了几秒。 “汉字本身没有对错。但当美好的汉语词汇被用来包装一个有伤害性的符号,这就是一种语义劫持。” 教室里没有人说话了。风扇转着,窗外有施工的声音。 有个学生举手:“陆老师,那龙呢?龙也是翻译的问题吗?” 这是他后来花了最多时间的一栏。 “西方的 Dragon,在他们的神话里是什么?喷火的、劫掠的、邪恶的巨兽。中国的龙是什么?行云布雨,化生万物,祥瑞,图腾。这两个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 |

他顿了顿。 “但近代翻译把它们对等了。一百多年来,西方舆论借 Dragon 的负面含义,把中国龙描绘成一种威胁性的符号。我们自己的图腾,在国际语境里被叫成了别人家故事里的恶兽。” “有学者提出改用 Loong 来区分。”那个学生说。 “提了十几年了。”陆衡把粉笔搁在讲台上,“但一百多年的译名惯性,已经形成巨大的传播定势。改一个词,牵动的是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他那时候并没有想到,三年后自己会坐在一间没修好空调的会议室里,真的要把这件事推到决策层面。 标准委员会的五个人,花了两天时间看陆衡准备的材料。 材料不只是他一个人做的。过去两年,他带着两个研究生,把近代以来有代表性的译名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分了四个类别:商品译名、国名与专有名词、宗教与哲学概念、文学与文艺译名。 每一类都有具体案例,每个案例都标注了汉字在汉语原初语境中的含义,以及翻译后语义的流向。 小吴看完宗教与哲学那一栏的时候,笔停了半天。 “上帝这个词……”他抬头看陆衡,“我以为本来就是基督教的。” “不是。”陆衡说。 他翻开自己那本磨得起毛边的笔记本,念了一段话。《尚书》中有一句:“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里也有一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上帝,在华夏典籍里,是先民信仰中至高的天神,昊天上帝。华夏天道信仰的核心概念。这个词土生土长了几千年。” |

他合上本子。 “明末,传教士来了。他们要翻译基督教的 God,需要找一个中文里最重的词。他们找到了‘上帝’。” 小吴慢慢说:“所以是借壳。” “对。借华夏文明里至高神明的名号,命名一神教的唯一主宰。借了一百多年,借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听到‘上帝’,第一反应是西方宗教的神。华夏上古的昊天上帝,反而淡出了大众视野,甚至被当成外来概念。” “一个汉语里土生土长的至高名号,经过翻译的再命名,所有权悄悄发生了转移。” 陆衡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没人接话。风扇转了三圈。 省外办借调来的干部老赵,五十出头,一直没怎么说话。这时候他开口了:“陆老师,您说的这些我理解。但我这边实际操作要考虑一个问题——改译名,不是学术问题,是外事问题。我们改了,外面不认,反而制造摩擦。” “不认就先认起来。”陆衡说,“一百多年前他们叫我们 Dragon 的时候,也没问我们认不认。” 老赵没说话。 陆衡知道老赵的顾虑不无道理。外事翻译讲究对等、稳定、可追溯,任何一个改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不是不知道这些。 但他更知道另一件事。 他做这张表的时候,有一个发现让他自己都愣了一会儿。 他发现,在所有他梳理的译名案例里,方向几乎完全是单向的。汉语最美好的词,源源不断地流向外来事物。而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时候,几乎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精心打磨。 “进来的时候很美,出去的时候很粗糙。”他在笔记本上写了这句话,后面画了个问号。 他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文学翻译领域,这种意象迁移更隐蔽。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他在课堂上问学生,“这是哪来的?” |

一大半学生说是中国古诗。 “不是。原文是英国诗人西格里夫. 萨松的诗句。译者用‘猛虎’和‘蔷薇’这一组东方诗意意象来转译。译文太好了,好到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句东方格言。” 他看到有个学生在底下小声对旁边的人说:“这难道不是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陆衡说,“外来作品借了汉语古典意象,获得了一种厚重感和哲思感。读者以为这是东方智慧,其实意象是东方的,但思想来源是西方的。” “再说魂断蓝桥。”他翻到文艺译名那一栏,“原 片名叫 Waterloo Bridge,就是一座桥的名字。中文译者用了‘蓝桥’——蓝桥是中国古代尾生抱柱的爱情典故。一个西方的战争悲剧故事,借了中国古典爱情传说的意象。” |

“译名比原片名还动人。很多观众爱上的,一半是电影,一半是中文译名创造出来的古典意境。” 他没说这种翻译不好。恰恰相反,他一直认为这些译者是真正的高手。严复、林纾、傅雷、朱生豪——这些人以卓越的学识沟通中西,功绩不可磨灭。 问题不在于译者个人。问题在于一百多年来形成的一整套翻译风气。 “近代以来,我们长期处在文化弱势心态里。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翻译不只是语言工作,也成了一种价值示范。译者不自觉地用汉语最高级的审美资源抬高外来文化。” 他在课上画了一条线,左端写着“外来”,右端写着“本土”。 “一百多年来,这条线一直往左偏。偏到什么程度?偏到我们的国民心态里生成了一种内化的倾向:外来的天然更高级,更深刻,更浪漫。本土的东西,如果不用外来话语包装,就显得不够现代。” “不是作品本身的差距,是符号赋值上的不对等。” 七月的那间会议室里,材料看了两天,讨论了半天。 最后老赵问了一个问题。 “陆老师,您说改。改了之后呢?我们改一个龙,改一个上帝,能改什么?一百多年的惯性,改得过来吗?” 陆衡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三年前那堂课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陆老师,您讲了这么多,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 他当时站在讲台上,粉笔灰沾了一手,想了一会儿才说。 “我想让你们以后做翻译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翻译不只是把一种文字换成另一种文字。翻译是命名,命名是选择,每一个译名都是一次微小但持久的文化投票。你把汉语里最好的词给了谁,你就是在给谁加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文化战略问题。” “我不是要你们排外。该学的要学,该引进的要引进。但进来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个词我该不该给?这个意象我该不该借?我有没有留给自己用?” “对外翻译我们自己的文化时,同样要舍得拿出最好的汉语审美资源,精心打磨。不能只做到进来的时候很美,出去的时候很粗糙。” “还有一件事。翻译过来的概念,不要因为译名优美就天然认为它更正确、更优越。译名只是一张包装纸。价值判断,还是要独立完成。” 那天教室里很安静。他不确定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听进去了多少。 但后来有两个学生跟着他做了译名梳理项目。其中一个就是这张大表的制作者之一。 会议室里,陆衡最终回答了老赵。 “改一个龙,当然改不了一百年的惯性。”他说,“但如果我们不改,一百年后还是 Dragon。总得有人先改。” 老赵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最后的决议是:在即将出台的《中华文化外译术语手册》中,中国龙的推荐译名改为 Loong,Dragon 保留用于指代西方神话中的恶兽。 手册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但它是国内第一份明确提出这一区分的官方参考文件。 手册的附录里,还加了陆衡坚持写进去的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译名的选择反映文化主体意识,本手册在保留历史惯性的同时,鼓励译者在涉及本民族神圣概念、历史典故、图腾符号时,审慎对待异名借用,必要时创造新词,而非简单挪用古已有之的名号。 编者按最后一句是他自己加的:“翻译是文明之间的摆渡人。摆渡可以很优雅,但摆渡者不能不自觉地向一侧倾斜。信达雅之上,还应有文化主体性。” 手册付印那天,小吴给他发了一条消息:“陆老师,印出来了。封面用的蓝灰色,您喜欢的那个。” 他回了一个“好”字。 后来他在办公室翻那本手册的时候,翻到“龙”那一页,停了一会儿。 手册很薄,五十多页,蓝色封面,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这本小册子。在外研社的官网上挂了一个月,下载量四百多次。 他知道这不够。 一百多年的惯性,不可能靠一本手册扭转。上帝还是那个上帝,宝马还是那个宝马,魂断蓝桥还是那个魂断蓝桥。已经固化的译名,改不动了。 但至少,从这一版手册开始,龙和 Dragon 不再是同一个东西。 至少,以后再有人问中国龙怎么翻译,有一个参考文件会告诉他:用 Loong。 至少,他的两个学生现在知道,翻译不只是技术活。 九月开学的时候,陆衡正式退休。退休前最后一堂课,他没有讲新内容,把那张译名表投影在幕布上,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 底下坐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学生,隔壁教研室几个年轻教师也来了。 他没有再讲那些道理。他只是一条一条念译名,念完,关了投影。 “翻译是命名,命名是选择。”他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那支用了好几年的粉笔,最后还是放下了。 “你们以后会做很多翻译。做的时候,想一想,你手里的这个词,本来是谁的。你把它给了别人,自己还有没有。” 下课铃响了。 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有个学生走过来,犹豫了一下,问他:“陆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改变吗?” 陆衡把笔记本装进帆布包,拉上拉链。 “你们不改,就永远看不到。” 他背着包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南京九月的阳光已经不那么烈了。梧桐树的影子落在路面上,风一吹,碎成一地光斑。 他走到校门口,站了一会儿。门卫室的电视开着,正在放新闻。画面上是一条关于国际贸易的报道,主持人用标准的普通话念着一段话,其中有一句:“美元指数继续走强……” 美金。 他听着这两个字,没动。 新闻还在继续。主持人又提到一个品牌名称,“宝马中国”。 他没有停留,转身往公交站走。帆布包里那本手册的清样硌着他的后背,不重,但在。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刷卡,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开了,窗外的梧桐一排排往后退。 他在车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前两天,小吴跟他闲聊的时候说,他上小学的儿子最近在背古诗,有一首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小吴的儿子背完问他:爸爸,金风是什么风?小吴没答上来。 陆衡当时听了,说了一句:“金风,就是秋风。出自秦观的词。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都忘了。” 车窗外的梧桐变成了行道树,行道树变成了居民楼的阳台。他快到家了。 到站。下车。走五分钟,进小区,上楼。 他老伴在厨房里炖汤。他换了拖鞋,把帆布包放在玄关柜上,去书房坐了一会儿。 书架上摆着那本用了十几年的《尚书正义》,书脊磨白了。他抽出来,翻到那一页。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他看着这行字,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厨房里传来老伴的声音:“老陆,汤好了。” 他合上书,站起来,走到饭桌前。桌上两碗汤,一碟咸菜,一盘清炒苋菜。他坐下来,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汤。 汤是温的。 他忽然想起自己编的那本手册最后一页底角,用很小的字印了一行备注,是编辑加的:“本手册为试行版,欢迎各界提出修订意见,持续更新。” 持续更新。 他把汤喝完了。 【编后记】博主注明“转发”,但是没有找到原作,仅发现在他前一天发布的一篇内容相似的文字。现转载如下。(黄佶) -------------- 教授:中国龙该译作 Loong!翻译过来的名字,全是中国最好的词 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尽量美化,甚至再创作,显得外国作品高大上;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东西尽量丑化,把中华民族刻意贬低! 中国的图腾龙,对外到底该翻译成 Dragon 还是 Loong?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多年。最近一份《中华文化外译术语手册》给出了指导性建议:中国龙推荐使用 Loong,Dragon 专门用来指代西方神话里的恶龙。 很多人会疑惑,Dragon 已经沿用一百多年,大家都习惯了,为什么非要改动? 南语大的陆衡教授,在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项目里,把这件事摆到了台面之上。 在七月闷热的会议室里,陆衡和委员会的成员展开讨论。 不少人提出现实顾虑:改动译名,教材、宣传材料都要同步更新,成本巨大,国际社会也未必能立刻接受。 但陆衡的观点很清醒:西方的 Dragon,是喷火作恶的巨兽;而我们的龙,行云布雨、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二者文化内核完全不一样。长期混用,等于把我们民族的图腾,套上了西方恶兽的标签。 他还梳理了大量近代翻译案例,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近代百余年,我们翻译外来事物时,总喜欢借用汉语里寓意美好的字词。比如“宝马”“奔驰”,借用本土古典意象,让外来商品自带文化光环;“上帝”本是我国上古典籍里昊天天神的名号,却被借用来翻译西方宗教概念,久而久之,很多人已经忘了它原本属于华夏本土信仰。还有电影《魂断蓝桥》,借用中国古代蓝桥的爱情典故,让一部西方悲剧拥有了东方诗意。 这些翻译,从语言技巧上堪称信达雅,可也形成了一种不对等:外来文化可以尽情享用汉语的优美意象,可我们本土文化向外输出的时候,往往处理得粗糙随意。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文化命名。每一个译名,都是一次无声的文化投票。把美好的汉字赋予外来事物,就等于在无形中抬高对方的文化权重。 当然,陆衡并不主张盲目排外。外来优秀的文化、商品,我们依然可以学习引进。但引进的时候要懂得审慎,不能随意挪用本土神圣的文化符号。向外输出本土文化的时候,更要用心打磨,不要简单照搬别人的词汇。 也有人质疑,单单改动一个“龙”的译名,很难扭转百年形成的语言惯性。 现实也确实如此,手册只是指导性文件,不是强制规定。很多已经固化的旧译名,短时间内很难全部改写。可这份手册的意义,不在于立刻改变全世界的习惯。它的价值在于,确立一个标准:中国龙和西方恶龙,本就不该混为一谈。往后的译者、对外宣传工作者,有了官方参考,知道可以使用 Loong 来代表我们的民族图腾。 手册附录的编者按里写了一句话:翻译是文明之间的摆渡人。摆渡可以优雅,但摆渡者不能不自觉地向一侧倾斜。信达雅之上,还应有文化主体性。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下载量并不算高,不会瞬间改变现状。但它种下了一颗种子。 翻译的本质,是两种文明的对话。我们可以兼容借鉴外来文化,但不能在翻译当中,弄丢自己文化的身份。不盲目崇拜外来符号,也不随意损耗本土文化符号,这才是对外文化传播该有的姿态。 一百多年来,国人外译中美化,夷人中译外贬低!我们还替它们辩解语言差异它们的意境不够,本质上是文化崇洋和文化渗透! 互动话题:你觉得中国龙应该译作 Loong 还是 Dragon?欢迎留言讨论。 |

(黄佶编辑配图,2026年9月25日)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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