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论坛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主编信箱：1131376436@qq.com T:13671606831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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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平台话语霸权等问题不断消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数字化传播：价值、现实困境与实践方略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数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数字化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对人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但实践中主体性的维护与传播效果的平衡仍面临多重挑战，既有技术应用的限制，也有内容生产、传播策略的短板。对此，应秉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理念，辩证认知并科学把握数字化浪潮的优势，以系统性举措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国的时代新貌，进而切实提升国家的国际话语影响力。 （一）内容生产：主体性迷失与表层化传播并存 中华文化主体性数字化传播的覆盖面与触达率虽显著提升，但深层次的传播质效问题也凸显，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迷失与表层化传播相互交织的双重困境。二者并存，不仅削弱了中华文化传播的深层感染力与持久影响力，更制约着文化认同的构建与文化主体性的稳固。 一是部分内容创作者为追求国际传播效果，对中华文化进行“去中国化”解读，刻意迎合他者视角，弱化文化内核。……。如将中华文化中象征尊贵的龙翻译为“dragon”，在西方语境下“dragon”带有明显贬义，其影视作品中常以通体黑色的视觉形象象征“邪恶”，与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截然不同；……。 |
表面上看，中华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借助算法推荐、平台扩散等技术优势，实现受众覆盖范围的几何级扩张，形成“广而泛之”的传播态势。但深入来看，数字化传播的流量导向、西方平台话语霸权等问题，实则不断消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算法主导下的内容生产陷入“迎合式创新”，为追求流量盲目套用西方叙事框架，将中华文化内核简化为碎片化符号，甚至沦为西方价值的注脚。 |
作者简介：刘有升，男，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作者简介：黄海琳，女，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播路径探索 在语言、文化、技术三者关系中，语言是文化的编码，技术是传播的媒介，而文化是逻辑的深层内核。 从语言维度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是世界观的基础。不同的文化会导致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例如，外国留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困惑于“穿小鞋”为何不是指鞋小，而是“暗中刁难”，也常常误以为“龙”就是西方文化中邪恶的“dragon”，这些是语言塑造思维、词汇承载文化的鲜活例证。因此教学不能停留在字面翻译上，必须进入文化隐喻的解释层面。 从文化维度看，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受到挑战。微观上，“面子协商理论”指出，如果教师不理解某些文化中“直接批评”会让学生感到丢面子，就可能无意识间造成沟通冲突。宏观上，“文化霸权理论”则警示，在英语和硅谷科技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下，中文及中国文化容易被边缘化。这要求在语言教学时必须有策略地提升自身文化的可见性与吸引力。 从技术维度看，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挑战：如机器翻译的“意义损耗”可能让学生误解文化深意，或数字鸿沟导致“参与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非洲创作者在 YouTube 上反击文化偏见，孔子学院“云课堂”让学习者接触“中文 + 剪纸”,就是技术赋能非强势文化、实现平等传播的证明。 在我们的国际中文教育中，需要将“语言”“文化”和“技术”相结合，构建起以技术为媒介，以语言为载体，对文化的编码、解码与再编码。 作者简介：都春屏，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E-mail: duchunping@ctgu.edu.cn。李冰，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理论框架”到“理论自觉”： 我们可以将图尔敏模型的六个核心要素映射到翻译实践报告的论证逻辑中（Toulmin,1958）。 ……。 （2）事实依据（Data/Grounds）：这是支撑主张的事实依据，是译者做出决策时所依据的具体情境信息。这包括：源文本的特征、客户的具体要求、项目简介（brief）、目标受众的特征、语料库数据、平行文本分析等。例如，在处理文化负载词“龙”时，事实依据 1 是客户提供的项目简介宣传册。该宣传册的目标受众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北美儿童。事实依据 2 是平行文本。分析显示，在同类儿童读物中，直接音译为 long 容易被误读为英语形容词 long，而直接使用 dragon 又可能激活西方“恶龙”的形象，从而偏离原文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联想。 |
作者简介：王剑，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swordk725@163.com。 ------------------- “知识”何以“世界化”？ 例(4) 赑屃驮石碑的跨文化类比 解说词：大碑楼是专门为皇帝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地方。里面是赑屃驮石碑，赑屃为龙生九子之一。 译文： The Grand Stele Pavilion is a place specially built to eulogize the emperor's merits and record his achievements. Inside stands a giant stone stele carried by Bixi, one of the nine sons of the dragon in Chinese mythology. “赑屃”是中国神话专属文化意象，在英语中无直接对应物。译者采用“音译保留 + 神话身份注释”的策略，既保留“Bixi”的专属文化标识，又通过注释构建跨文化类比框架。该处理兼顾了知识本原与传播适配性：中西方文化“龙”的内涵存在本质差异，此类比虽做了适度的认知适配，但能帮助目标语读者快速建立基础认知，契合解说词的即时性传播场景；同时以音译保留文化专有项的独立性，体现了知识转化中的“适度适配”原则。语言凝练贴合解说场景，实现了三重原则的动态平衡与源语知识的有效跨语重构。 |
作者简介：梁小栋，河北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电子邮箱：liangxiaodong@hebcm.edu.cn；任晓龙（通信作者），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电子邮箱：iamrxl@126.com。 --------------------------- 跨文化语用学视域下中国文学英译中文化缺省的补偿策略探究 （二）文化缺省的具体表现 ……。“语境依赖”指的是在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同一客观存在的事物、概念或说法，在不同语言环境下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这极易导致译者与读者产生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与理解，甚至造成文学作品感情色彩的错误传递，或对作品故事性产生整体破坏。例如“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虚拟的神兽，象征着祥瑞和权威。而在西方文化当中，虽然没有“龙”这个字，但“dragon”通常被视作是“龙”的对应词。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多被视作邪恶、诅咒、凶悍等代名词，如果还用习惯的思维将其翻译成“dragon”，就很容易导致目标读者认为“龙”是邪恶的。目前惯常使用的翻译是音译，将“龙”直接翻译为“long”，以保留其文化独特性并避免产生歧义。 ……。 （三）基于合作原则，完成必要信息的补充 斯珀伯（Sperber）与威尔逊（Wilson）的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这种语境假设造成的文化缺省，大部分时候会出现在同一内容的不同文化理解当中。如前文对于“龙”和“dragon”的区分，就凸显出不同翻译策略下目标读者对文化内容的不同理解。那么，遵照关联理论的指引，译者就可以通过音译加注解的方式，来补充必要的信息，先在文中将“龙”音译为“long”，借助注解对“long”加以说明，比如备注龙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或者引用典故来区分西方意象，便于读者理解。 在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于特定场所的名称翻译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既不扰乱阅读秩序，又能弥补阅读障碍。这种通过文中音译，增补脚注、引文、尾注作为补充说明的翻译策略，对于必要信息的补充作用尤为显著。它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独特性，还通过附加解释帮助目标读者构建新的认知关联，从而实现跨文化理解的桥梁作用。此类策略在处理诗歌、典籍等富含文化专有项的文本时尤为重要，既能维持原文意境，又增强了可读性。 【编者注：据检索，作者可能是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公共外语教研二室教师。】 ------------------ 英汉成语与隐喻的文化特性及翻译难点探析 从微观角度来看，英汉成语与隐喻在形象选取与文化价值象征上存在较大差异。以“龙”为例，就中国文化而言，龙象征吉祥、高贵及力量，如“望子成龙”，反映的是对成功与荣耀的企望；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 一般是邪恶、危险的化身，必须被英雄打垮。这种象征意义的分歧，导致与“龙”相关的成语或隐喻在翻译过程中常常被误解。 ……。同时，英汉成语与隐喻多会反映出文化符号的差异。例如，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常与邪恶挂钩，而在中国文化中是高贵与吉祥的象征，翻译时若不进行处理，极易引发文化误读。 作者简介：陈氏秋香，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
作者简介：仇湘云，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动物隐喻性习语英译研究 例6：母老虎 译文：dragon lady 在中国，龙象征尊贵，自古代封建王朝起便是皇权专属符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龙在中国人心中拥有至高且独特的地位。而西方对 dragon 的认知主要源于欧洲神话传说与宗教叙事。在基督教文化中，龙被塑造为邪恶、贪婪、凶悍的象征，是上帝与正义的对立面。例如，欧洲“圣乔治屠龙”的神话故事，将龙描绘成残害生灵的怪兽。这种源于神话传说的认知，让 dragon 在英语中天然承载贬义内涵。由于中英民族对龙的认知差异，该习语若直译，不仅无法准确传达核心隐喻义，还容易造成理解偏差。汉语中“母老虎”有强悍、不易接触的女性的隐喻义也是出于现实的体认。母虎为保护幼崽时展现出的攻击性，比公虎更具爆发力和威慑力，这让中国人自然将母老虎与性格刚烈、极具攻击性的女性关联。在中译英过程中，尽管喻体进行了调整，但将“母老虎”译作 dragon lady，保证了核心隐喻义的一致。 |
作者简介：徐程蕾，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体认语言学。 -------------------------------------- 中华思想文化核心术语的认知翻译策略研究 再如“龙”的翻译，“龙”在中国作为皇权、祥瑞与民族精神的象征，与西方dragon所承载的邪恶、凶险之意形成鲜明反差，二者虽同属神话爬行动物，却分属截然不同的认知域。直接译为“dragon”将导致严重的文化误读，甚至引发价值冲突。因此，译者需彻底剥离西方dragon的负面认知框架，通过音译“Long”并重构阐释空间：“a benevolent mythical creature in Chinese culture symbolizing imperial authority, prosperity, and the Chinese natio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fire-breathing dragon.”该策略并非在 dragon 概念上进行局部修正，而是在合成空间中创建全新的认知实体，使目标读者摆脱既有刻板印象，独立建构关于中国龙的准确文化认知。 作者简介：赵维佳（1979- ），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跨文化研究。 ---------------------- 基于认知翻译学视角分析AI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差异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只是简单的处理语言表层符号，而是借助对源语言信息的心理表征来做出翻译处理。这种内在表征的构建，与译者的知识储备、语言素养以及对文本的解读程度都紧密相关。以“龙”这一概念为例，在中文文化语境中，龙常被赋予吉祥、权威与力量的象征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却多被塑造成邪恶凶猛的怪兽形象。面对这一差异，人工译者在翻译时会结合具体的语境和文本主旨，选择恰当的表达来传递“龙”在中文里的特定文化内涵，有时也会补充说明其在中文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相比之下，AI 在翻译“龙”时往往只是进行字面转换，直接译为“dragon”。 作者简介：孟舒（2003- ），女，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E-mail:19153017730@163.com。 |
作者简介：李英军（1972- ），男，博士，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E-mail:280161773@qq.com。 -----------------------------------------------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其人才技术、资源经验等积累，以英文语料库为基础训练出的大模型应用制约着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导致其难免受到西方话语“他塑”的影响。“近代以来，在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参与的情况下，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成为当今西方乃至全球想象中国的底色。”比如，中国的“龙”是极具威严性的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瑞兽，西方文化中“dragon”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代表着异常邪恶的力量，二者存在显著差异；然而西方人将龙译为“dragon”，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dragon”挂钩，借以妖魔化中国，刻意消解中华文化概念的核心内涵。 作者简介：孙静宜，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作者简介：沈永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黄佶编辑配图，2026年5月30日）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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