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媒体话语中的评价意义能微妙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原标题：误读与象征：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中国“龙”的解读
——基于语料库与话语分析
刘芳瑜，杨上元（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当下，信息博弈、话语权的争夺激烈升级，面对新形势，需着力提升“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这一历史性的战略规划中，文化符号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角色。然而，全球范围内流行的中国文化符号经常被误读、曲解，例如将长城视为封闭的象征；怀疑和亲公主有间谍背景；影片《红龙》（Red Dragon）中将红龙用于象征残暴杀人狂。

　　此种误读妨碍了对中国形象的多维、立体、真实传达，故此社会各界需要高度重视对文化符号海外传播与演变历史进行研究与总结，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未来传播，增强软实力，塑造更为全面的国家形象。

　　“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龙代表帝王权力、祥瑞神秘力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龙也是被广泛认可的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符号。然而，在英文中“龙”通常被翻译为“dragon”，而 dragon 在西方大多数语言中都包含邪恶、恶魔等负面含义，与中国龙的形象及内涵截然相反。

　　在十九世纪，中国龙更是被描绘成怪诞且丑陋的异兽，尽管后来有所改善，但国际上对“龙”的解读和报道仍然多种多样。因此，本研究选择“龙”这一文化符号，通过在谷歌图书数据库中收集相关语料，运用语料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方法，分析中国“龙”与其他词汇的共现及搭配，考察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中国“龙”这一文化符号的认知演变；并对报道数量的变化、相关报社进行统计与分析，以多角度、跨领域的方式探究在美发行的报纸对“龙”的认识与态度。

一、文献概述

二、语料与研究方法

（一）语料来源

　　语料来自谷歌图书数据库（Google Books N-grams）。

（二）研究方法

三、基于语料库的“龙”的话语分析

（一）1950年之前“龙”的共现分析

　　二十世纪初，美国报纸对“龙”的报道多集中于对清朝时期旗帜的描写和对战争的报道，在文化层面的关注较少，且情感态度多为负面，将龙塑造为一个凶猛、邪恶的形象，同时将中国与侵略和野心联系在一起，如例（1）～（4）所示。

　　2，They took the sun of Japan and made it very small. This they put in front of the dragon's mouth to express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dragon would devour the Japanese. (The Freeman, 1907-01-12)

　　这一时期中国龙的文化形象与象征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歪曲，美国对于“龙”的认知与建构仍基于皇权君权的文化背景。在报道中借助对“龙”的负面刻画，以激起西方民众对中国排斥和厌恶的心理，使民众形成中国及中国人贪婪、凶残、具有强烈攻击性的文化刻板印象。

　　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翻译，汉字“龙”与英语的“dragon”对应起来，中国龙在西方人眼里成为《圣经》启示录中凶恶的、在文化心理上引起人们厌恶与恐惧的怪兽。

（二）1950年后“龙”的共现分析

　　这一时期对“龙”的报道和理解呈现出中性态度的情感倾向，且多与物质习俗层面的文化活动相结合。美国报纸对“dragon robes（龙袍）”的报道多集中于中国古代服饰藏品的展示，并显示出中国文化传播的倾向性，如例（5）所示。

　　“龙”与“dance”“boat”共现频率较高是由于美国报纸对龙的民俗文化活动的报道增多。其中多家报纸对举办的龙舟比赛进行了报道，内容也涉及了龙舟外形以及赛龙舟的规则。这也侧面反映了在美举办的中国文化活动在当时受到了民众欢迎。如例（6）～（8）所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两国也由此进入经贸、人文、科技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时期，中国赴美留学人员迅速增长，这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和契机。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实力逐渐回升，国际形象越来越正面化，中国也越来越自觉地向外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基于物质层面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表现了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一面。龙图腾、春节的舞龙活动、端午节以及划龙舟的节庆活动等昭示了中国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文明形象。而后美国报纸对“龙”的文化内涵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进一步的延伸，开始挖掘和探索其在精神层面的象征和意义，这也是“龙”与“represents”共现频率增高的原因之一，如例（９）。

　　然而，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使得西方国家和媒体面对异国文化时心态复杂，仍然不乏误解、嫉妒和恐惧。例如，在表3 中与“龙”共现频率排第三的是“Lady”，而“Dragon Lady”这一表述充满了歧视与偏见。西方话语中“Dragon Lady”源于 1931年的好莱坞电影《龙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Dragon），以妖魔化的视角歪曲和捏造了华人女性形象，将“龙女”塑造成残忍恶毒、阴险狡诈的蛇蝎美女。这一时期的华人女性形象明显具有脸谱化、程式化倾向，她们不是满足男性视觉感官的妓女，就是心狠手辣、对西方有一定威胁的“龙女”。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移民潮对白人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美国社会假想出华人群体会带来种族威胁、政治威胁、性威胁，“黄祸论”盛行。为了迎合当时人们对东方人种和文化的恐惧感与排斥感，“Dragon Lady”的形象应运而生。美国社会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将中国文化打上西方印记，以俯视的角度搭建出一个“虚构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龙是一种会喷火的动物”这样的误读依旧存在，如例（10）所示。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尽管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有所增加，但由于当时中国媒体平台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较弱，中国文化与“龙”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物质层面的文化产品。此外，美国报纸对“龙”的塑造也存在刻板印象。

　　笔者又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做了更小的年代切片，观察每个十年中与“龙”共现频率最高的词，以观察其演变规律，如表3 所示。

　　表3 各年代共现频率最高词

　　年代，　　共现频率最高词
　　五十年代，Lady
　　六十年代，his
　　七十年代，Dance
　　八十年代，power
　　九十年代，fire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ragon Lady”的使用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或东亚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到了六十年代，“dragon”一词最常与性别词“his”共现，因为六十年代的报道中采用了拟人化的叙事手法，使用 he 来指代“龙”。这反映出美国报纸将“龙”的性别定性为男性，隐含着将“龙”的强大力量与男性特质相关联，这也反映了美国文化对决断、自信、雄心和竞争等男性特质的强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并恢复正常化，对“龙”的报道和理解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七十年代报道开始更加客观，主要集中在记录和宣传舞龙活动上。八十年代，媒体开始挖掘龙在深层文化上的含义和象征，同时追溯古代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如例（11）。九十年代，尽管仍有与“龙”相关的文化活动报道，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局势的变化，一些负面的报道开始出现，将错误的“龙”形象与军事、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如例（12）。

（三）二十世纪“龙”的共现分析

　　二十世纪美国报纸中与“龙”共现频率较高的词有“robes（龙袍）”“head（龙头）”“symbol（象征）”“Manchus（满族人）”“emperors（皇帝）”“represent（代表）”“dance（舞龙）”“fire（火）”“slain（杀）”“boat（龙舟）”，如表4 所示。

　　二十世纪初，美国报纸对“龙”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清朝，情感态度多为负面。二三十年代报道多与战争和冲突相关；四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在美举行的活动中龙元素的有关报道；五六十年代媒体将龙用于政治、军事问题的描述。七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化活动的报道增多，对“龙”的介绍更为客观，情感态度多为中性。随着中国的发展与
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报纸开始深入探讨“龙”的文化内涵，其情感态度多为中性和正面。

　　但同时，由于受西方龙的影响，部分报道仍存在刻板印象，将“龙”与凶猛的会喷火的野兽联系在一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媒体会将“中国龙”用来指代中国的野心以及潜在的威胁，反映出对“龙”与“中国”的敌意。

（四）“龙”的高频搭配网络分析

　　词汇搭配关系可以反映语义偏好和搭配中的含义。共现分析是对目标词和共现词进行搭配强度的测量统计，而搭配词功能则能更为简明直观地显示语言使用者将目标词与其他词语搭配的频率。本研究利用搭配词功能，检索出二十世纪美国报纸中与“龙”搭配频率较高的搭配词，并创建了高频词的搭配网络。这个搭配网络基于统计方法确定了词语间的搭配关系链，在话语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因其清晰展示了词汇之间的多重连接，有助于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选取主题词“龙（dragon）”作为搭配网络的中心节点词，通过统计与其搭配频数较高的四个一级搭配词，再以这四个一级搭配词为新的节点，得出与其搭配频数较多的二级搭配词，以此类推从而形成了 dragon的搭配网络， 如表5 所示。

　　矩阵图可以制成“龙”的高频搭配词网络图，通过搭配网络图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报纸对“龙”的理解及所持的态度。高频搭配词所构成的网络图如图1 所示。

　　根据图1，“Chinese”作为“dragon”的显著一级搭配词，突显了中国“龙”主题，与一级搭配词“robe”“boat”“dance”的强关联显示了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中国文化活动、传统服饰的关注。具体而言，“robe”代表了“龙”的物质文化方面，与其关联的“collection”“Chinese”“represents”等关键词表明了媒体强调对文化藏品的重视以及对深层精神文化的探索。与之相关的“significant”和“extensive”显示美国报纸对这方面持正面情感态度。此外，“New Year”和“festival”等词表明二十世纪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传播并受到媒体关注，包括对“龙年”的介绍和相关活动的报道，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然而，与主题词“Chinese”关联的还有“flag”“Red”，表明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龙”的理解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早期报道多围绕晚清“黄龙旗”（flag）展开，该旗帜于 1866年被清政府用于外交活动，并于 1888年正式定为“国旗”。外国媒体对这面旗的形象进行了各种想象和解读。同时，“Red”一词经常与“dragon”一起使用，既用来指代中国，又具有政党含义，在涉及“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中，红龙的形象经常被用来传达特定的政治信息。这是由于受到了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影响，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冲突时期，如冷战和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报纸通过对中国龙不真实的报道来传递中国龙攻击性的信息。

　　进一步分析“龙”的高频搭配词网络，可以发现，美国报纸主要关注传统文化活动、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传统服饰以及文化藏品，将“龙”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尽管也有少量报道对“龙”的起源以及深层文化内涵进行探讨，但这些报道数量有限且受众较小。

　　总体而言，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与“龙”相关的文化活动关注度较高，并涉及到深层文化内涵。然而共现分析显示，美国报纸的部分认知受到了清朝和皇权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搭配网络则挖掘出美国报纸对中国新年和文化藏品的偏好，且情感态度相对中性。需要注意的是，高频搭配词分析和共现分析是两种不同的算法，尽管使用相同的数据，但它们的运算方式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通过多种视角和方法对数据进行研究，可以更为全面、详细地解读现象。

四、二十世纪对“龙”的报道量分析

　　通过统计美国二十世纪不同年代对“龙”的报道数量，制作出数量变化折线图，如图2 所示。

　　据图2 所示，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中国龙”的报道数量存在明显的年度差异，这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美关系紧密相关。在二十世纪初，报道数量下降，这是由于当时的“黄祸”观念，在民众中制造、传播着恐怖与不安，加之《排华法案》的影响，美国大众存在排华情绪。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随着清政府被推翻，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对东方文明价值的重新认识，报道逐年增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美国开始特别关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将中国塑造为“崛起的英雄”。

　　1943年，美国取消了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排华法案，致使美国社会对华人社区的亲善情感增加。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感到恐惧和挫败，并且中国在“一边倒”的政策中倒向了苏联，中美关系陷入敌对状态，导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报道数量下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对中国的相关报道逐渐增多，中国形象呈积极、正面趋势。八十年代后报道数量再次下降，这与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演变，以及美国采取的遏制战略有关。

　　综合图2 数据并结合文本阅读，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美国报纸的报道篇幅有限，内容单一，对龙的内涵解释较少。1920年后，美国报纸的报道内容逐渐丰富，出现以事件为导向的文章。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报道有所减少，但六十年代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多，角度更加多样化，对“龙”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和认识。

五、结语

　　媒体话语中的评价意义能够微妙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具有潜隐性，但传统研究方法难以提供数据支持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二十世纪“龙”的美国出版报纸中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共现分析和高频搭配词网络分析揭示了二十世纪美国报纸对中国“龙”的理解与关注是变化的、动态的。二十世纪初期，对龙的认知单一且存在误解，态度较为负面。二十世纪中后期，大多数报道集中在与“龙”相关的物质文化层面，少数报纸开始讨论“龙”的深层文化精神。总体而言，多数媒体对“龙”持中性和正面态度，但也不乏持有否定和偏见的报道，甚至涉及“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报道中对“龙”的认知和态度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交关系、国际形势、中国综合实力等。报道数量的统计发现，社会、政治等因素可能会对报道数量与文化传播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刘芳瑜（1997-），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姓名：杨上元；性别：女；学历：博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毕业院校：中国海洋大学
　　个人简介：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在本科系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担任过本科班班主任及系主任，主要教授综合课、阅读课、新闻听力课等课型。自 2010年起任研究生系系主任，主要教授现代教育技术与汉语教学资源课。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独立承担汉语教学项目的课程设计、组织管理及教学等任务。负责过日本 ISSI 初级汉语强化班、德国慕尼黑中学生班，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富勒顿学院研究生汉语强化项目等。多年来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于北大中文核心、CSSCI 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承担或参与多个国家级、省市级社科项目。（http://clc.qdu.edu.cn/info/1003/1727.htm）

　　【编后记】在欧美人的笔下，中国的 dragon 时好时坏，很多人据此认为可以继续译龙为 dragon，或译为 Chinese dragon。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象征物是好是坏的选择权交给外国人呢？dragon 的本意是魔鬼（monster），在基督教义中象征邪恶（evil），中国人何必要把自己和 dragon 搅合在一起呢？虽然反华人士也会妖魔化 loong（龙）和 grand panda（大熊猫）这些中国象征物，但是，loong 和 panda 天然是中性的，或者是偏可爱的，要通过妖魔化它们来煽起外国民众的反华情绪，需要花费很多额外的力气，而妖魔化 Chinese dragon 则非常容易，因为 dragon 本来就是恶魔。

（黄佶编辑增图，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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