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龙时的简单化处理倾向极易造成对中国文明形象的深度损伤

原标题：从“龙”的翻译变化看中文外译新时代发展
张译心，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3月1日

　　百余年前，翻译家严复曾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中译外无小事，中国关键词的外译关联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形象建构，是衡量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过去龙曾被译为“Dragon”，而今年在很多场景中，龙不再被翻译为“Dragon”，而是“Loong”。比如，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把“龙年”译为“Loong Year”，把“龙舞”译为“Loong Dance”。从“Dragon”到“Loong”，其背后蕴藏的是深刻的翻译内涵。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军峰等多位资深翻译家，与他们共谈中文外译的当下与未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位在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您怎么看有关龙的翻译争议？

　　徐宝锋：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缺失是造成海外误读中国的重要原因。龙在中国的农业文化语境中是闪电、河流等农业文明相关自然物的象征，是农耕时代多民族融合的图腾和精神寄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亲和、融合以及和合的民族性格。龙在西方海洋文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却是自然力的残酷与无情的比附，是作为残暴自然力的形象与人类族群对立而存在的。在进行中外对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把中国之“龙”译为西方之“龙”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不仅会造成异质性文化历史语境中理解上的困扰，也极易造成对于中国文化形象和文明形象的深度损伤。

　　其他的类似将“仁”译作“Benevolence”或 “The Relationship”，把“天”译为“The Sky”或“The Heaven”等现象都忽视了中国语汇自身的复杂内蕴，呈现了一种以西释中的简单化倾向。

　　许钧：在翻译时，我们需要考虑历史背景和接受度。比如“龙”这个词，其译介或传播的历史估计都有千年了，我们现在都倾向于用“Loong”，《牛津英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个词【编者注：牛津英语词典收入的是词组 Chinese dragon】，但我们不可能强求各国实现译法统一。随着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增强，世界各国对龙的认知不断加深，相信会有越来越正确的理解。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Dragon”和“Loong”这两种说法可能会继续并存。

　　中国社会科学网：正值正月，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在“龙”之外，还有哪些翻译需要完善提高？

　　赵军峰：如今尚在正月，恰是阖家团圆之际，我们不妨就从中国人的餐桌上谈起。中华饮食文化渊源久远，有待传承、传播、传扬，然就中餐菜名菜谱英译而言，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主观随意、望文生义、理论和实践脱节”。如“红烧狮子头”常被译作“Red Burned Lion Head”；“童子鸡”被译作“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过桥米线”被译作“Cross-Bridge Rice Noodles”；“龙凤配”被译作“Dragon & Phoenix”……外国食客难明其意，也便无法体认中华文化。

　　在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也涉及菜名翻译，其中将“狮子头”意译为“Meat Ball”，“以实译虚”的翻译方法完全抹却了原文的修辞效果。在我看来，不如将二者结合，以“直译 + 短注”的方式呈现，“Lion Head（Chunky Meat Ball）”的译法既保留了“狮子头”原本的文学味，也不会给食客增添过多的认知负荷。

　　许钧：我们讨论文化交流时，需要具备动态的历史发展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对外译介和接受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宗教、文化、历史等要素的词的翻译问题，都会遇到很多障碍。我是做中法翻译的，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译者对外译介中国文化，还是法国译者主动译入中国文化，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翻译中出现困难的原因，在于“你有我无”。

　　例如，中国的饺子、春卷、豆腐等词，因为法国没有这些食物，就会给翻译带来困难。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表达系统讲究色香味和寓意，例如“年年有余”，用“鱼”指代“余”，但法语中没有这种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这些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修辞色彩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往往都很难翻译。

　　徐宝锋：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食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普遍接受性的载体，在被译释的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比如，“夫妻肺片”当被译作“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很难不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生性残忍的印象，把“撒尿牛丸”翻译成“Pee beef balls”不能不让外国人担心中餐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学界做了哪些努力以破除此类问题？以您自身的研究经历来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过往？

　　……。

　　许钧：文化的译介与传达上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无法解决的。从翻译角度来看，翻译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翻译时有三种关系：对等、对应和创造新词。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地接触和交流，可以提高合理翻译的可能性。比如随着交流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法国品牌在中国开店后，许多原本我们认为无法翻译的东西都有了对应的中文名称。文化的交流可以增加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度。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将其推向世界。此外，我们还需要从理论高度和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中的规律。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在符号创造和转换中需要面对的特殊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中国文化、文学和话语翻译出去，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未来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

　　……。

　　赵军峰：应明确中国文化外译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翻译历史观之下，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来说长期是一种异域的他者，在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彼此融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西方接受语境尚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格义”式的翻译（从自我语言、文化出发阐释他者）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则不是一时一事、不计长远的“权宜”或“迎合”，而是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与异域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诉求。在我看来，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需要建立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不同于近代胡适等人提倡以西学体系改造中学的“整理国故”运动，我强调的是要从根本上“加强对中华文化本身的学习与研究，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唯有克服认同焦虑，杜绝市场决定论，以再现文化异质性的传真式策略为指导，以异语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为目标，以发展的眼光培养“翻译中国”国家队，进而确立以中国译者为主、外来译者为辅的合作翻译模式，方可有效避免歪译、恶译，防止丑化、污化，以文化外译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许钧：歌德认为，在人类的精神、文化市场中，每一个民族都要把自己有特色的东西推出去进行交流。全球化正在深化，尽管世界各地存在冲突，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正变得日益频繁。这种交流的增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理解他国文化的机会和手段。我坚信，这是人类相互了解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了解。我们需要肯定中国主动“走出去”的必要性，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并不是推销自己的文化，而是将我们自己有特色的文化推荐出去，让世界文化更为灿烂。举办中国文化年等活动，通过书画、武术、饮食等各种文化载体，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真正的交流应该是符合人们普遍欲望和需求的。我们应该在真实的交流中推广文化，而不是急于求成。这样，世界的文化将越来越丰富。

（黄佶编辑配图，202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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