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

陆永昌（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

（转载自《译林杂志》）

　　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文化传播作用非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转引自罗选民《文化传播与翻译》）。

　　但是，翻译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定义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者如国外的 “等值”、“对等”、“等效”、“功能对等”等，核心都是“转”、“换”或者“等”，因此替换的现象较为普遍，结果，翻译本身作为跨文化的手段，在翻译过程中无形地造成了新的隔阂、新的文化障碍。

　　这里以“dragon”的翻译为例。“dragon”在对西方生活影响极大的《圣经》中有多次描绘，“dragon”有其特殊明确的形态与含义。综观西方国家对“dragon”的想像，笔者选列出它的几种形态：（图片省略）

　　从这里不难看出，“dragon”似鸟似兽，实际上描绘的是一种怪兽。

　　各种词典、百科对“dragon”的解释，几乎一致：“dragon”是个魔鬼、妖怪，它盗雨，吞噬人们赖以生存的水，甚至吞食日月星辰……无恶不作，专与人类作对……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dragon”：“传说中的怪物”，“是恶的象征”，“是邪恶的力量”；《美国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解释为：“传说中的怪物，其形态通常是庞大有翼、口吐火焰的爬虫”，“凶狠粗暴者”；《苏联简明百科全书》说：“许多民族中幻想出来的能飞、能喷火的蛇（有时有数个头），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妖怪……”“dragon”这种概念在受《圣经》影响的国家中几乎“深入人心”，比如在俄罗斯，1918年在彼得堡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出现过“dragon”，原来俄罗斯人就用“dragon”和双头鹰象征被推翻了的沙皇制度……

　　中国龙的轮廓在《易经》中已经勾画得非常清晰，之后有所演变，逐渐定型，中国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史记》等，都有充分的描绘。它的形态一般为：（图片省略）

　　可以看出，“龙”的形态似与我们象形字中的繁体字“龍”有关。龙，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龙头高举，引颈长啸，腾云驾雾，蜿蜒多姿，威严优美，气贯长虹，一副王者风范。

　　显而易见，形态上“龙”与“dragon”了不相涉。

　　从含义上看，“龙”经过数千年的文化融合与沉淀，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曾经是“至尊的帝王的象征” ，但长期以来更是中华民族的族徽，是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钱其琛曾经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中说过，“龙成为大家公认的文化标志，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

　　由此非常容易看出，内涵上“dragon”与“龙”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就是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由于我们的翻译阴差阳错，硬是被搞到了一起，使这两者变成了同一个概念，在上个世纪初，1919 年出版的中文版《圣经》已经开始这样翻译，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就这样，西方人的概念中“dragon”糊里糊涂地成了中国的“龙”，东方的“神”也就不明不白地变成了西方“多头、嘴里喷火的、吃人的妖怪”。

　　这类替代不仅仅局限在“dragon”与“龙”的翻译上。这类乱点鸳鸯的事很多。上个世纪30年代初翻译界曾经就“Milky Way”的翻译发生了一场争论，赵景深先生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遭到鲁迅先生激烈的批评，把“Milky Way”翻译成根本不存在的“牛奶路”，鲁迅批评后者误译胡译。但是，人们有时往往错误地理解鲁迅先生的观点，不少人认为把“Milky Way”译成“银河”，或者“天河”是天经地义，很多版本上是这样翻译，例如著名翻译家汝龙的相关译文为：“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现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上的译文也是如此：“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其实，“路”就是“路”，“河”就是“河”，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牛奶路”的风波来自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九岁的万卡被送出来学徒，他日夜思念与他相依为命的爷爷，他给爷爷写信，他抬头看到“the pale white band of stars that can be seen across the sky at night”（夜空出现的一道白色星带）之后叹了口气，为什么“叹气”？当然是触景生情。是因为银河？是因为牛郎织女被银河隔开而产生的悲伤？显然不是，他看到的是路，每种文化背后，都蕴藏着各种美丽的传说，西方说它是路，在这条路上洒满了神后赫拉的乳汁，在这条路上朱庇特率领众神返回天宫……“河”是一种障碍，我们的传说中，王母娘娘特地制造“银河”，不是阻碍了牛郎与织女的团圆？万卡要回家，又与“河”有什么关系？

　　在翻译中，人们常把外国文化不同的表达方式换成中国的表达模式，即“入乡随俗”，这涉及到翻译中对各民族不同的差异如何处理。

　　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颇多，比如，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自然形态不同。高尔基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十月的天气”来比喻瓦西里阴郁的面孔，中国读者难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十月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是黄金时期，而在俄罗斯，十月阴雨连绵，酷似我国南方的梅雨天；比如，我国的“东风”从太平洋吹来，是“春天的风”、“温暖的风”，我们常说“东风劲吹，心里暖洋洋的”，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春天吹的大多是西风，英国人不喜欢东风，喜欢西风，歌颂西风，因为西风象征着春天，雪莱曾经做诗《西风颂》，在英国的谚语中也有所反映：“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it’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东风吹，寒风到，与人与畜都不好），“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the weather is at the best.”（风从西边来，最佳气候到。）再例如，我国从南到北把夏天称为“酷暑”，而地处欧洲的国家，如俄国，则认为是温馨宜人的季节，俄罗斯人喜欢在夏天晒太阳，因为一年四季难得有这么好的阳光，英国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曾经把爱人比作美好的夏天：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我们的翻译在碰到类似的问题时，也往往以无法再现国外的风情、怕读者难以理解，或者破坏了读者的“情绪”，常以中国式的本土化处理，被转换成中国习惯的描写方式。

　　实际上这类替代的翻译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跨文化的交际作用，使读者看不到原来的“真面目”，反而在误导读者，增加了文化障碍，西方人无法认识东方文化，无法理解东方文化。我们把“龙”翻译成“dragon”（魔鬼、妖怪），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中国人怎么会把“魔鬼、妖怪”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他们还会认为，中国人推崇的是这类魔鬼、妖怪，是不是心态有问题？这无形中造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另一种现象的文化隔阂与障碍。

　　前不久北京奥运吉祥物的选定也反映出这类翻译的后果。我们对中国龙的共识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有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可称为‘龙的传人’。龙不单纯是中国人的图腾，而且是世界华人的图腾，象征的是华人文化和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 本来中国龙呼声很高的，遗憾的是，在最后一轮落选，原因就是“由于中西方意象差异大，西方人眼中的龙和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情感寄托是不相吻合的，容易产生误解。”

　　其实，由于翻译的错误，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龙，“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鹿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与西方的妖怪“dragon”的产生与意象毫不相干。现在人们不得不为“龙”正名。

　　如果说在多少年前，比如在林纾时代，用替代的方式造成障碍还可以原谅，因为时代的局限性，那么在今天就显得格外格格不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理念并没有完全从“转换－替代”的阴影中走出来。其 “理论根据”往往是“不符合中文说法”，有的学者提得更直截了当：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但在一些近年发表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仍然看到有的学者至今认为： “У меня свалилась， наконец， эта гора с плеч.”，一定得译成“我终于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事实上，俄罗斯根本没有“斤”的概念），而不能翻译成原有的“压在自己肩头上这座大山终于卸下了”；“Первый блин комом.”（“第一张饼不好煎”），要用中国的“头一炮没有打响”代替；“Он уже одной ногой в могиле.” 一定非得译成“他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或“他行将就木”，不能翻译成俄罗斯的表达方法：“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几年前出版的在外语界非常有影响的《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仍然留有“替换”的“传统”，该词典在前言中专门强调：像“No rose without a thorn”这类外国的表达方式就应该译成“有利即有弊”之类的中国的表达方式，认为这样才“是准确地表达了作者原意”，以此列为该词典编写的“指导原则”。其实，照原来的形象译成“没有玫瑰不带刺”，更惟妙惟肖地反映出玫瑰“既芳香，却又多刺”的特征。与此相对应的，该词典代序中也谈了词典注意的两个方面，其中包含：“原文词组、成语尽可能用相应的汉语词组、成语来表达。”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一个简单的“браво”（好）变成和尚用的口头禅“善哉”，“славны бубны за горами”（就像山外的红方块）变成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рыбье царство” （鱼王国）变成西游记中的传说中的“龙王宫”，“закон далеко”（法律太远，管不着）变成“天高皇帝远”（俄罗斯统治者，我们一般称“沙皇”，中国的皇帝也被套上去）……

　　这实际上是没有剥离开传统的“转换－替代”模式，这也是“龙”等于“dragon”这类翻译在继续。当然，笔者丝毫不因为这点而否定该词典的重大性，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有些理念应该从过去“替代”的框框中走出来。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连简单的手势也不见得马上能理解，如在俄国，甚至在其他西方国家，耸耸肩膀（пожать плечами）意为“莫名其妙”、“不理解”、“无可奉告”、“无可奈何”；敲一下自己的额头（стукнуть себя по лбу）意为“犹豫不决”、“很为难”；皱一下鼻子（сморщить нос）表示“不满”、“厌恶”；撇撇嘴或嘴唇（скривить рот или губы）表示“轻蔑”、“厌恶”、“不满”、“嘲讽”；用手指弹一下自己的头颈（пощелкнуть себя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 ——“请人干几杯”；伸舌头（показать язык）——“不尊重对方”，有侮辱人的意思；弹舌头“嗒”的一声（прищелкнуть языком）表示“赞叹”、“惊讶”，等等。俄国人把手朝脖子上一放，他们的意思是吃饱了，饭食已经到了脖子这儿，假如我们不了解，会理解为砍脖子！简单的手势竟有如此不同，动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隔阂与误会，甚至冲突。

　　如今的世界，人们渴望相互了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说过，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翻译就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跨文化无障碍翻译有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在跨文化上，我们往往片面理解钱锺书先生的“化”。他曾经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 ‘化境’”。根据这一点，就把他也理解为是意译的代表，其实钱先生这里强调的是翻译不能生硬牵强、别扭、诘屈聱牙，在讲到“化”时还专门强调“保存原有的风味”。他强调的“化”，完全不是要求把外国的东西“中国化”。

　　不管愿意不愿意，人类进入全球化的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跨文化传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将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将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社会，这是潮流。而翻译就应该顺应这一潮流，全球化要求翻译从“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简单的转换”到淋漓尽致地传递各民族文化氛围，最大程度地再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差异。而文学翻译，就是不断原汁原味的过程，就是准确地再现与表达作品中的现实，尽管要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再现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到无障碍，今天受着各种条件的制约在不少场合还无法实现，因为翻译过程涉及到人们的接受能力、语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时代的需求等诸多方面，为此笔者曾经在《论文学翻译的“动态”内涵》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的“动态标准”，因为其方向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而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手段与媒介的翻译，决不能再制造新的隔阂，产生新的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