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投稿信箱：1131376436@qq.com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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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龙”代表信仰中敌对的势力和魔鬼 原标题：文化层面尝析实际牧养中的“两龙” 【摘要】中国基督教在不断发展和前进过程中对信仰群体的实际牧养也在不断进步和探求。许多细节被重视起来，其中教会信徒对于“龙”的概念和认识也是值得探求和挖掘的问题。本文从“两龙”（“圣经龙”和“中华龙”）开始尝试分析，寻找其实际牧养中存在的差异和冲突，探求认知根源上的矛盾和误解，尝试两者之间的求同存异。 【关键词】传统，文化，龙，历史，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一、引言 在中国土地上常出现“龙”这个词，在圣经中也有关于“龙”的记载（本文着重看启示录十二章中的“大红龙”）。由此在中国基督徒眼中，两条“龙”可谓颇有争议，对于“两龙”的认知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圣经中的龙”和“中华龙”也是在实际牧养中需重视的情况，不同地方有不同观点，进而引导不同的牧养和实际操作。笔者向江苏、内蒙，安徽等一系列地区（其中包括基层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同工同道请教，得到的对于“两龙”的理解和认识都迥然有异。而本文也是尝试进行浅薄分析，以期望能对现今的实际牧养引发一点思考。 二、中华龙 中国人对于龙的热衷如与身俱来一般。中国人眼中的“龙”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 神话 …… 2. 图腾 …… 3. 精神 中华龙的特征不单是神话和图腾，经过历史长流的熏陶，慢慢演变为人文精神。在时间的酝酿下，“中华龙”产生一定的精神文化，代表了对美好的向往，自强不息的拼搏，逐渐成为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文明载体和海纳百川、容纳世界、凝聚磅礴力量的情感纽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圣经中的龙 在圣经中记载的龙（启示录十二章中的大红龙）是在基督教文化中酝酿和诞生，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指导意义。而“圣经中的龙”则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 时代特征 公元一世纪末，基督教处于前有犹太人后有罗马帝国，两大强敌夹击之下的苦难境地中。 而《启示录》成书于多米提安统治时期（公元 18—96 年），故作者多采用暗喻，像绘画一样描写与世界末日相关启示，采用传统启示文学手法以鼓励劝勉读者。书中大量采用异象、象征及寓言。使“龙”被描写成怪物模样。[3] 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下，艰难环境使许多文字无法直接表达，故而在思考分析“圣经中的龙”时，不得不以当时迫害基督徒的大环境为前提，脱离这个时代的特征则无法理解其中的文化以及时代内涵。 2. 文本解释 “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9节；参考 20:2；创 3:1~15；赛 27:1）。“龙”希腊原文是“drakon”。可音译为“杜拉根”，或译作“魔蛇”，龙的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七头和十角象征大能力（参但 7:6~7）。参看 13:1 有关兽的描述。[4] |
龙（Dragon），其英文“Dragon”来源于希腊文“Drakon”，而“Drakon”原意为一种大蛇。传说中的怪物——巨大龙状爬虫，不管这“龙”被描述成何样，主要仍为一种蛇。其中翻译更多的是偏向为一种怪物的形象描写。 3. 象征意义 在《每日研经丛书．新约圣经注释下卷》中这样写道：那条龙就是魔鬼，他从天上被抛下来落在地上，向那有男孩子的母亲袭击，我们已经看到过妇人的广义解释——就是代表上帝的受膏者从上帝选民中出来的教会。[5] “圣经中的龙”带有信仰的象征意义，代表信仰中敌对的势力和魔鬼，当需要用文字来形容敌对的势力或魔鬼时，便用这样模糊，混乱的怪物形象。极具基督教文化的浓重色彩。 四、实际牧养 “中华龙”和“圣经中的龙”同时存在于中国土地上，在实际牧养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笔者经询问不同地区多位同工同道对于信徒了解所罗列）： 1. “此龙”是“彼龙” “此龙”是“彼龙”，认为两者是同样的龙，这样认知所带出的日常教导是龙是魔鬼，是古蛇，而“中华龙”同样是邪恶的，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大红龙”一样，属魔鬼的代表。在日常生活中，图案，模型，以及画册等一系列关于龙的东西都应当毁灭，以免信仰上的不纯洁。 这是直观的理解和认知，因为圣经中“大红龙”是魔鬼，是撒旦，是逼迫教会的形象，进而理解为“中华龙”是魔鬼、撒旦的代表。更是虚无和毁灭的，必须要消灭和远离。 |
2. “此龙”非“彼龙” “此龙”非“彼龙”则是与第一种情况相反，否定“中华龙”就是“圣经中的龙”。认为“中华龙”不同于“圣经中的龙”，进而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不在乎其图案、模型、画册等一系列关于龙的事物，认为不必在意，无需销毁，更不会对其信仰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的观点普遍建立在一些特定认知上，既然两者完全不同，皆已完美，互不干涉，则不用在意，总而言之“中华龙”与“圣经中的龙”不同且不需探求。两者都处于特定的认知和理念之下，专注自身的完美与伟大，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补充和认可。 3. “此龙”和“彼龙” 第三种观点是下文所说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样的观点认为“两龙”是并存的关系（并存在中国土地）。“中华龙”和“圣经龙”之间总是互相交织和影响，当两者相遇并且在流传时便已经无法完全分割，两者并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是和否来界定，既然无法分割和定义，就选择避而不谈，各走各的阳关道，刻意避免其相遇。两者处于分道扬镳，各自为政的状态，看似平和，实际却是暗流涌动。 五、探求和思考 “两龙”的相遇是多元且复杂的，当两者相遇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思考： 1. 追根溯源 “两龙”在中国的土地上流传、相遇，在实际中出现了一系列挑战，因为认知不同进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理解和信仰生活的指导，根源在于“两龙”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归根结底，探求“两龙”就是探求和思考两文化之间的调适和异同问题。 在实际问题上追根溯源，往往都是“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遇和异同，典型代表就是早期传教士进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文化”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误解，历史的教案便是如此。教案，是指基督宗教在中国局部或者全部取得合法地位后，教会与教会外力量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6] 属于两个文化相遇后的误解和调适的体现。现今“两龙”探求同样离不开“两文化”。 2. 实际问题 基于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既然“两龙”问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探求和思考，在两文化的探求中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极端虚无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无神或者异神文化，都是虚无，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与基督教文化相比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无生命的。[7] 极端虚无主义无法理性思考实际问题和处境。而这认知不单是信众当中存在，同样在中国不信教群体中也存在，认为中国文化有生命、活力，而基督教文化是带有毁灭性的。认为除自身之外其他都属虚无甚至是邪恶，极端虚无主义极容易产生冲突和误解。 （2）无用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圣之道）或者基督教文化（基督的救恩已经完全，但是基督教文化不是）已经完美，不需要其他的借鉴或补充。中国文化不需要基督教文化中真理和生命的光照，而基督教文化更不需要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善美的伦理追求[8]。建立在特定认知之上，视其他为无用，无法进行正确理性的思考和探求。 （3）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民族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都是自给自足的，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己的，文化交流和传播都是无益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害于“基督教文化”，并且是百害而无一利的。[9] 反之普罗大众认为“基督教文化”霸道且有侵略性，“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基督教文化”。看似两者日常互不干涉，实则带有消极态度。是追寻探求的极大阻碍。 3. 尝析调适 “两龙”背后根源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面对两者的相遇尝试进行以下调适： （1）取精华去糟粕 在实际牧养中，既然“两龙”的根源来自两种文化，那么“两龙”就是文化、时代、认知所衍生的产物。而从文化中所诞生的产物同样是具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对于信徒而言圣经教导和教义不可更改，需基督徒严格持守，文化则需要分辨和智慧的心看待。“两龙”是各自文化的直观产物，并没有直接触及到“中国人文核心思想”和“基督教教义”，两者之间能否存在共同语言？能否在共通中寻求理解和调适？能否取精华去糟粕？以下也是进行一些浅薄调适： 【1】寻求共通 从大前提而言，在近代教会运动中，也有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非水火不容，中国文化并非完全邪恶，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可以为基督所成全。[10] “中华龙”和“圣经中的龙”，所接触的主体还是人本身，而且在两者根源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都看重“人”，只不过“基督教文化”在看重人本身的前提加上了上帝的概念和思想。既然两者都表现出“重人”的趋势，实际伦理教导中是否存在共通的桥梁？比如基督徒遵行的孝顺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而中国传统中对于孝道的看重，两者皆是教导孝顺，由此“两龙”所引发的日常伦理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共通之处？ 【2】弃伪存真 “两龙”的背后都有其意义，“中华龙”是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希望能风调雨顺，求得平安。而“圣经中的龙”是一个警醒，提醒信徒远离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归回上帝，盼望将来归宿，得到一个美好生活，当看到魔鬼与犯罪的黑暗和扭曲后，督促信徒远离，使之圣洁，从而能归回到上帝设立最初的状态中。两者皆反应对真善美和最初的执著，只是“中华龙”是一个理想的传说虚构生物。“圣经中的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教导，由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所写，给信徒的一个警醒和启示。当“弃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时，两者在伦理的真善美追求上是否能够引起一定共鸣？ 【3】取长补短 现今是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文明理性的时代，而基督教文化鼓励理性思考，信仰寻求理解。同样“两龙”在文化的层面也是可以互相进行理性思考？基督教文化极大弥补了“中华龙”中自然崇拜、民间宗教、图腾迷信等一系列认知上的缺陷，反之“中华龙”在中国土地的人文精神映射可以丰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方式。类似于唐朝景教进入中国土地，曾借鉴当时佛教一些语句和用词来翻译当时的教内经典（典型代表《大秦景教碑》）以达到当时景教在中国传播和表现形式上的认可。现今两者是否能在文化层面、表现形式上寻求借鉴，取长补短？ （2）建立平衡 在取精华去糟粕的同时，不单单只是“取”和“去”，同时也是建立平衡点。 【1】扎根和生长 在建立其平衡点同时必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中国基督教处在中国土地上，在中国的群众中传播和流传。大前提就是需扎根在其中国土壤中。教牧、牧养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都有一定的关联，并且具有敏感性，边缘性，争议性等特点。[11] 牧养需要扎根在实际土壤上。只有扎根才能立足“现场”，了解“环境”，收集“资料”，贴近“人群”，进行“操作”。可见若想实际牧养，需扎根中国土壤，若想建立认同感和使命感，“扎根”的态度十分必要。 【2】牧养和处境 在这一百年内时局变迁，国运起伏，中国教会基督论在不同阶段的思考重心也有所不同，但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却一直没有停止处在不断地进深和完善中。[12] 不同时期“重心”和“角度”有所不同，何况实际牧养和操作，但无论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带领一个正确信仰。探索和方式上不同是属于“牧养”和“处境”之间的调适，实际牧养中本土信仰群众将“龙”当成偶像去看待时需要避免“中华龙”所带有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中的异教崇拜情绪。而不当成偶像去看待，则是需要尽可能明白和了解其真正内涵。无论是什么，只要我们不用它们去代替上帝，不把它们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就不是偶像崇拜。反之，如果我们用它们代替上帝，不论是什么，都会成为偶像。[13] 两者都是目前处境化牧养的结果。如若用简单的“对”与“错”来看待，则是不理智的，牧养本身就是带着时代和本土的特色，如此情形只是“中国化”道路上的探索和尝试。 六、结论 “中华龙”和“圣经龙”的探讨根本上是两文化之间的探求，在文化上两者在中国土地上夹杂流传，并不能视而不见。在实际牧养上，当前大致是以处境化为原则进行牧养，而本文以文化层面在两者之间进行一个浅薄分析，盼望能在实际牧养上引起些许思考。 参考文献（略） 【编后记】中国文化里的龙和基督教《圣经》里的所谓“龙”本来就不是同一种东西，是错误的翻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按本文作者所言，把《圣经》里的 drakon 或 dragon 汉译为“杜拉根”或“魔蛇”，那么它们之间就毫无关系了，作者后来所建议的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就完全可以省略掉了。（黄佶编辑配图，2022年6月19日） 相关链接： -------------------------- （返回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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