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如果将启示录中的“龙”译为“蛇怪”似乎更为恰当

原标题：此“龙”非彼龙，作者：耿卫忠
原载：天风，2004年第六期

一、序言

　　我在北京燕京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买了一个把手上雕刻着龙形的水杯放在宿舍里，等我下课回来时，却发现新水杯的把手被人用刀子刻了，上边的龙不翼而飞。当时我非常生气，想问一下是谁，为什么刻我的水杯，于是有位同学非常严肃地告诉我：龙就是撒但，是魔鬼，不能把它带到我们的宿舍里来，我无言以对，哭笑不能。无独有偶，在多年的教会牧会经验中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有的信徒因信主的缘故烧了家中带有龙图案的被套、床单以及窗帘，也砸烂了家中绘有龙图案的瓷器、花瓶和杯碗等器具，有人甚至将其视为一切病患和不幸的原因。听说有位信徒得了病，虽经众人的祷告仍不见好转，后来有人发现他每天晚上睡觉时用来取暖的热水袋上绘有龙的图案，于是就有信徒说：“难怪你要生病而且一直祷告都不见好，原因就是你每天抱着撒但睡觉。”

　　更有甚者将中国历史上的不幸同样归咎于中国文化中对龙的崇尚。不但没有按照约翰的观点用《创世记》中的古蛇解释启示录中的“龙”，反而将那条蛇说成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认为蛇诈骗人背离上帝而相互残杀（从该隐杀亚伯开始）仿佛是说中国，于是就将中国历史中各样的战争、各种的灾难以及现在的社会与西方相比还不够发达都视为中国人崇尚龙而不信上帝的结果，是上帝对中国的惩罚。

　　这种错误的论调首先源于对《启示录》中“龙”的误解。他们简单而直接地将启示录中的“龙”（特别是 2章 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等同起来，并把凡是绘有龙图或雕有龙形的东西视为不祥之物。由此得出来的结论是：龙就是撒但和魔鬼的化身，龙文化就是拜撒但和魔鬼的文化，因为撒但和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带有龙文化的特征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不幸的原因。

　　其次是对龙与中国文化理解得不够，认识得不深。龙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已经普遍为大众所接受。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实存，也是一种抽象的象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所以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成了吉祥之物。比如“龙凤呈祥”是婚姻幸福的象征；“龙腾虎跃”则形容社会的繁荣昌盛和事业的飞黄腾达等等；“舞龙”又是重大喜庆节日里的传统的节目，舞的是太平盛世，庆的是五谷丰登，祝的是吉祥如意。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龙（中国文化的象征）与十字架（基督教的象征）对立起来，有意鼓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冲突论”。这样的论调显然与基督教“和好”的福音不合，也与中国“共存、共融”的龙文化不符。本文愿意从圣经翻译与解经的角度首先对启示录中的“龙”进行浅释，还其本来面目。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作对比，还彼龙一个清白。同时就中国基督徒如何正确看待启示录中的“龙”提出一些个人浅见，希望对信徒建立一个既与圣经精意相符合又能与社会相适应的圣经观有所帮助。

二、从翻译的层面看启示录中的“龙”

　　在中文和合译本中，被译为“龙”一词的希腊文在新约中只出现在启示录中，其中 12章共八次；以及 13章 2、4节，1章、16章、13章和 20章 2节。旧约中“龙”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七十士译本也多处用），中文和合译本分别译为“大鱼”（诗 74:13；104:26；伯 7:12；赛 27:1；51:9；结 29:3）、“鳄鱼”（伯 3:8；41:1；诗 74:14；赛 27:1）、拉哈伯（伯 9:23；26:12；诗 89:10；赛 52:9）和“蛇”（出 7:9-12；赛 17:1）。

　　在以赛亚书 27章 1节中我们明显地看到“龙”用来形容埃及的法老“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龙’），就是那快行的蛇（‘龙’）；刑罚鳄鱼（‘龙’），就是那曲行的蛇（‘龙’），并杀死海中的大鱼（‘龙’）”。以西结书 29章 3节也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龙’）为敌”。其实，在古代近东地区（特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普遍认为海与兽是恶势力的代表，其中蛇则是众兽之中最狡猾和毒恶的动物。甚至视为有灵的“圣”物，故往往用它来象征魔鬼。从创造之始到世界的末了它作为一种混沌的力量一直与那位创造者即世界之主对抗，但必然是以它的失败而告终。在犹太的传统观念中，将蛇看为上帝和人类的敌人更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创世记中，蛇引诱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而犯罪并因此受到惩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 3:14）。约翰在启示录中直接称那“龙”为古蛇（12:9），并在 12章 14-15节中用蛇代替了那“龙”。仅此一点我们也可以得知约翰思想中的“龙”与蛇的观念密切相关，准确一点讲是对《创世记》中的那条古蛇的重新塑造，他虽用“龙”这个希腊字，思想却是旧约中希伯来人的传统（如有关“大鱼”、“鳄鱼”“古蛇”等），并结合了古近东地区有关兽的概念，且赋予了它新的和特定的意义——对抗第二亚当（基督）带来的新世界的第二古蛇——当时迫害教会和基督徒的恶势力——罗马帝国。

　　据上所述，如果将启示录中的“龙”译为“蛇怪”似乎更为恰当。Foesrter 在《新约神学词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中就直接将希腊文的意思解释成蛇（Serpen）。中国学者吉成名在他的《中国崇龙习俗》一书中也指出：“严格地说，西方国家的 Dargon 是一种蛇。西方人把 Dargon 想象为一种面目狰狞、本领非凡的蛇怪，一般把它当作一种残暴的、恶毒的蛇怪来对待。因此，从西方人所描述的 Dargon 的形貌、特征来说，将 Dargon 译为‘蛇怪’是最准确的”。英文的 Dargon 是直接从希腊文的音译而来，所以西方的“龙文化”（吉成名先生称之为屠龙文化，而在中国基本上是崇龙文化）与古希腊是一脉相承的，且与启示录中“龙”的概念相近。现代的圣经学者大多赞成“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iuvalence）”的圣经翻译原则，因为翻译本身并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文字逐字逐句译成另一种文字（实际上这样作也是不可能的），更准确地讲是将其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收到功能对等的效果。现代中文译本也因此将启示录中的“龙”译为“戾龙”。此种译法的好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龙”凶恶的特性，但“龙”字的出现仍然难免在龙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产生某些误解，进而有认为对中国文化有不敬之嫌。

　　将“龙”译为“蛇怪”至少有三点可取之处：

　　第一是可以使中国信徒直观地联想到旧约《创世记》中的引诱始祖犯罪的蛇，以及它将来要与女人和她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它的头；它要伤女人后裔的脚的预言（创 3:15），而启示录中“龙”与妇人并她的儿子（12:1-4，13-16；12:4，17）为敌则可视为这一预言的实现。这样的解释较与约翰自己的原意接近。

　　第二是避免中国信徒将此“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混淆，导致我们在序言部分提到那些不必要的误解出现。也不给那些有意鼓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冲突，中国基督徒的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水火不容的论调留地步。从而有利于建立正确的圣经观和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共存共繁。

　　第三是如此翻译一定程度上更符合“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圣经翻译原则。虽然“蛇怪”也并不能完全译出“龙”的意思，但至少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更何况中国人也常用蛇代表或形容阴险、毒辣和狡诈，比如用“毒蛇心肠”形容一个人的恶毒（类似“龙”在启示录中是罪恶的象征），“美女蛇”常是心怀阴谋，并引诱人犯罪作恶和背叛正义和真理的一个符号和代码（与“龙”的假先知身份相称）。所以，这样的翻译在意义上与中国的“蛇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相符。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和合本的翻译本从 1919年出版至今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它不仅在中国教会也在全球华人教会中一直占据着权威的地位。和合译本的这一权威现象在圣经翻译史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虽然现在已有不同的译本出版，但仍未能被教会和信徒广泛采用。所以和合本对“龙”的翻译给中国甚至华人基督徒和教会造成的误解恐难短时期消除，但对此翻译的问题应提出来，并给予充分的说明和解释。

三、从解经的角度看启示录中的“龙”

　　启示录作为犹太启示文学的作品，应用大量的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形象的世界，其间有多彩的颜色和形态各异的可以用眼睛看，有不同的声音可以用耳朵听，其内也传承了犹太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引人深思，而作者这一切的描绘更为重要的是要向当时的读者传达与他们的处境息息相关的丰富的信息。也许这些信息对于他们的第一读者来说一读便知，因为他们对作者的形象世界相当熟悉，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可是它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如同迷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在解经过程中尽量缩短文化距离是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更确切地理解作者的原意，避免误解的产生。接下来我们首先从约翰对“龙”的描绘看其背后的神学和文化的含义。

　　比如“龙”的红色指血的颜色，象征它对圣徒的残杀，它和那位巴比伦式的淫妇一起“喝尽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17:6）。“龙”有七头必然与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长有十角的第四兽相关（它象征安提阿哥四世在位时期的希腊帝国 [但 7:7]），同时又与“右手拿着七星”（2:l）的人子以及“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5:6）的羔羊相对立。七冠冕仍是以“王”的形象对抗那真的王“为世上君王的耶稣基督”（1:5）。此“龙”以海为家，而海在犹太启示文学以及古近东的文化传统中均指罪恶的发源地。“龙”同时又与 13章的海陆之兽为友，共同组合成一个模仿的假“三一”的君王形象，以此对抗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三一”真神。总之，“龙”在此处的真正身份是从起初就与上帝为敌的古蛇，是罪与恶的化身，特指当时在政治与信仰上同时对基督徒进行迫害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多米仙时期实行的君王崇拜政策，让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所有的不同信仰者都拜罗马君王为神。

　　由此可见，启示录中的“龙”有它广泛的信仰和文化背景，除了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旧约背景之外，还有其他犹太启示文学作品以及后期拉比著作，甚至是古近东地区其他文化。犹太文化背景之下的基督徒，看到“龙”的形象，自然首先会想到那条《创世记》中的蛇和众先知书以及诗篇中所描写的“大鱼”、“鳄鱼”和“蛇”等。因为它们在以色列整个民族文化和信仰中被共认为众罪之源，万恶之首。这也正是作者自己对“龙”的解释“就是那古蛇”。“龙”的出现首先与“妇人”为敌，并迫害那“小孩子”。与“妇人”为敌表示“龙”扮演古代埃及（11:8）和巴比伦（17:5；18:2，10，14）的角色（因为埃及为奴和巴比伦之囚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记忆里刻骨铭心）压迫上帝的子民。迫害“小孩子”是指对弥赛亚的残杀，从他的出生直到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总之，“龙”在此实指多米仙执政时期的罗马帝国，因为在古时埃及、巴比伦如何奴役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今日罗马帝国也照样迫害上帝的新以色列民——羔羊用他的血赎买回来的基督徒。

　　特别是到了犹太启示文学的后期，将怪兽与暴政相关联就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用法，并且往往会把暴政看为兽这一恶势力在地上的代表，兽则是一切恶的源头。此兽虽然看上去凶恶无比，势不可挡，但最终它的头要被打破。它过去在地上的代表—淫妇之城巴比伦因罪恶滔天已经倾倒（18章），同样，现今的罗马也终必因她的多行不义而灭亡。上帝与羔羊才是终极的得胜者，所以跟随的人也必得胜。只是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得胜的方法与旧约的传统大不相同。比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通过神迹和惩罚，直到最后在红海将埃及军队全军覆灭。这一重大的事件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一个以色列民族诞生了。同样在启示录中约翰在异象的最后也是最高峰让我们看到一个，即新以色列民族的产生（21章），在这新国度里坐席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参 5:9，13；7:9；11:9）“身穿白衣”（7:9）的得胜者，他们的数目是十四万四千（这一数目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一万二千倍，代表天上新以色列完全的数目）。

　　新以色列民最终的得胜与它的形成与旧以色列不同之处是不像旧以色列是藉着出埃及时灾难式的惩罚，而是因着羔羊被杀并他流的血。“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5:9）”，“弟兄胜过它（‘龙’），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已所见证的道”（1:211）。与那些兽所代表的以暴力夺取权力的“王”对比，基督弥赛亚作王则是以爱吸引万民。虽然启示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载和描写了三个七（七印、七号和七碗）的灾难，但是这种惩罚并不能带来万国万民最终的悔改和救赎，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知道救赎的临近。正如在《出埃及记》中所描写的一样，摩西在埃及行的十灾以及红海的神迹都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诞生，启示录中的灾难带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也是让人预知一个新以色列民族的产生，也正是耶稣所讲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太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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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无论是从翻译方面看还是从解经的角度分析，启示录中的“龙”（蛇怪）非常明显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神学意义和文化内涵。所以，如果简单地把此“龙”（蛇怪）与彼龙划等号，实际上是既犯了翻译和解经的错误，误解了经文的原意，又没有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导致的结果是造成基督徒的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是与社会不和谐以及与非信教的群众不团结。由此可见在当前中国教会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中，建立正确的圣经观是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正确圣经观的建立离不开对圣经深入的研究，包括意义相同的翻译、与原意相符的解经并与社会处境相适应的神学。这就要求我们的圣经观既不能离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永恒真理和基本信仰，又应积极宣讲圣经中与我们当前社会相适应的信息。如此圣经就能真如天上的吗哪和磐石中活水的泉源成为我们今日的饮食，供应中国教会日益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和生命，促进我们与时俱进，作时代的见证人。

编者注：作者应该是中国基督教华东神学院教师，牧师

耿卫忠 牧师
简介：本院专职教师，金陵协和神学院本科毕业，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神学硕士。
教授课程：神学本科《圣经神学》、《使徒行传》、《罗马书》、《符类福音研读》
资料来源：华东神学院师资介绍，http://www.ectssh.com/List.asp?ID=368

　　【编后记】“这一切的描绘更为重要的是要向当时的读者传达与他们的处境息息相关的丰富的信息。”这句话非常重要。在跨文化翻译时如果不考虑地方和历史因素，不使用专用词汇，胡乱借用目的语读者所处的文化的概念，就会导致读者产生错误的理解。（黄佶编辑配图，2019年7月1日）

相关链接：专题：译龙问题与基督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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